乾隆四十五年，公元一七八〇年，紫禁城内灯火如昼。时值冬日，御书房里却热闹得很。御案之上，一张写着“寿”字的大红绫子尚未收起，乾隆皇帝略带兴致地扫视众臣，忽然出了个题目：“朕有一联配资股市，上句是‘鼠无大小皆称老’，谁来对？”殿中一时安静下来，许多老成持重的大臣，只是低头捻须，不敢轻易开口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副上联后来被人誉为“千古绝对”。可在那一刻，对于殿中那些习惯按章奏事的官员来说，它不过是皇帝临兴的一句戏言。真正把这句话，变成流传两百多年佳话的人，还是那位后来在民间家喻户晓的纪晓岚。
说到这里，就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去，看看这个能对出妙联的“纪大人”，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乾隆面前，又在这副对联上留下自己的印记。
一、寒门少年，走进天子门
公元一七二四年，雍正二年，直隶河间府献县，一个读书人的家庭迎来一个男孩，这便是纪昀。后来人提到他，多称纪晓岚；可在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他不过是乡间社学里一个握笔认字的小娃。
四五岁刚开蒙，他已经能诵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。老塾师常对旁人感叹：“这娃看书，不像死记，像是自己在跟书谈话。”话说得有些夸张，但总不算离谱。课本在他手里，并不沉闷，反而像打开一扇扇窗，风一阵阵吹进来。
少年纪昀，家境并不算显赫，却有个典型的读书人规矩：清晨要读，经史要背，文章要写。他也确实争气。十七岁时中秀才，二十四岁中举人，这在直隶一带已算出类拔萃。科场得意之后，他自知前路似乎已经清晰：沿着这条路往上走，将来总有机会入京为官。
有趣的一点是，纪昀每得一重功名，家里就添一份喜气，他也按旧俗娶妻纳室。对一个少年读书人来说，这既是“成家”的标志，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奖赏。有人笑他有点得意，他却说了一句：“人活一世，总要对得起自己这几张考卷。”话略带玩笑，却也看得出他对前程，心里有数。
然而，人生的路，很少能顺得那么长。就在他向上攀登的阶段，家中传来噩耗，母亲病逝。按照当时礼制，他必须丁忧守制，暂别仕途。对于还没入京做官的纪昀来说，这意味着未来要推迟，也意味着少年得志的轻快，被硬生生按下去。
守制结束后，到了三十一岁这一年，他再次踏上科场。乾隆九年（一七四四年），他终于高中进士，被选入翰林院，正式走进天子门。这一年，他距离后来那副“千古绝对”，还有整整三十多年；距离自己命运的起落，也还只走完第一程。
二、翰林腾达，仕途暗藏锋刃
进了翰林院，纪昀开始接触帝王身边的文字工作。按照旧例，翰林多负责起草诏令、撰写诗文、编修史书，既是文臣中的清要之职，又离皇帝很近。纪昀在这里，没花太长时间就展现出过人之处。
乾隆皇帝本人颇自负诗才，喜欢吟咏，也爱听人和诗。纪昀熟悉这一点，在奉诏写作时，处处揣摩帝意，用典、遣词，都尽量贴近皇帝的口味。不少诗文，既不失文采，又能把对圣上的颂扬写得得体而不显刻意。不得不说，在这方面，他确实有几分“会来事”。
三十多岁时，他就升到正五品官阶，还被任命为乡试主考。以年纪来说，这个位置算得上风头正劲。朝中一些老臣看在眼里，有人暗暗摇头，有人则佩服他的文名。乾隆对他，多有青眼，时常召入御前，谈诗论文。
不过，在宫廷里混得风生水起，并不代表就可以放松警惕。纪昀很清楚，乾隆朝表面繁荣，制度严苛。奏章稍有不慎，言辞若有抵牾，轻则被斥责，重则下狱问罪。所以，这些年里，他一方面写得一手好文章，一方面也在磨练自己“察言观色”的本事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纪昀改号“晓岚”，就在这段时期。“晓岚”二字，既有“晓畅典籍”之意，又带几分云岚之气，文人味十足。之后的纪晓岚，以这个名号流传后世，在《四库全书》、对联、笔记的背后，都留下这一方印记。
在朝堂之上，他时有直言，替某些政策做辩解，也会指出执行不力之处。乾隆对这种“有胆又有分寸”的言辞，在很多时候是欣赏的。但这种欣赏，也是双刃剑。站得越高，跌起来就越重。纪晓岚后来的遭遇，便是一个明证。
三、一贬一召，前半生起伏尽在其中
乾隆三十几年间，朝廷看似太平，实际上并不缺少风波。地方贪污案、官场结党营私，都时有查办。纪晓岚四十五岁那年，职居翰林院要位，本应是声望日隆的时候，却突然卷入一场大案。
案子的核心人物，是他的亲家卢见曾。卢见曾在地方任职时，涉及贪污受贿，数量巨大。有人上奏弹劾，乾隆震怒，下旨彻查。按理说，这类案子，与纪晓岚并非直接经手。但因为亲戚关系，一旦其中有“通风报信”的嫌疑，就不再只是一般问责。
史籍记载，卢见曾事发前确有转移财物的举动，抄家之时，搜出财物远不如举报所言。这中间，信息泄露的可能性，的确存在。纪晓岚被牵连入案，很快遭到严厉处分，被罚戍新疆。
有人说，他是为情面坏了大事；也有人认为，他只是出于人情之常。可在皇权视角里，这些都不是理由。乾隆看重的是，对朕的旨意是否绝对服从。一旦怀疑有人敢先走一步，宫廷信任就会崩塌。
被发往新疆的那几年，对纪晓岚来说，是人生境遇的谷底。离京千里，远离旧日交游，眼前除了公事，就是荒凉的风景。气候干燥、路途艰苦，日常吃穿，都与京师不可同日而语。有时夜深时，他难免会想起昔日在御前侃侃而谈的日子，再对比眼前，就会明白，所谓荣华，终究系于一纸圣旨。
“若当初不曾多管闲事，又会如何？”这样的念头，恐怕也在他心中闪过。但事情走到这一步，再多假设也无济于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在新疆并没有完全消沉下来，仍然读书写字，整理资料。对一个习惯与书籍为伴的人来说，这是维持精神支撑的方式。
转折出现在乾隆三十八年前后。老臣刘统勋在朝中颇有声望，对纪晓岚一向欣赏。在他的再三荐举下，乾隆终于同意召纪晓岚回京。此时距离发配，已过去数年。重回京城的纪晓岚，鬓发已见斑白，往日的锋芒收敛不少。
乾隆看在旧情和刘统勋的面子上，没有再追究旧事，而是交给他一个巨大的工程：参与纂修《四库全书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既是一种信任，也是一种考验——让一个才子用余生，埋进浩如烟海的典籍当中，把文人之才，全部耗在书房里。
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，到乾隆五十三年前后，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工作持续了十多年。纪晓岚在其中担任总纂之一，负责统筹、校勘、评定书目。他翻检古籍，分类经史子集，撰写提要，标注去取，这些繁琐工作，一点都不能松懈。
外人只看见“总纂官”这几个字，觉得荣耀无比。真正参与其中的人才明白，这是一场漫长而枯燥的消耗。日复一日对着旧纸残卷，眼睛昏花、精神紧绷，很多时候比在前线打仗还要疲惫。不得不承认，他在这件事情上，确实尽了力。
然而，《四库全书》的修纂，并不只是文化事业。乾隆借此机会，对全国典籍进行一次梳理。凡是被认为“不合礼法”“涉讥朝政”的书籍，大多列入“禁毁”之列。统计下来，被查禁、焚毁的书籍逾两千种。这其中，有的确带有攻击意味，有的则只因观点与官方立场不合，便难逃火焰。
纪晓岚身在其中，态度如何？值得玩味。他在提要中，对某些书确实有批评，但总体仍以顺从朝廷基调为主。有时候看到书籍被列入焚毁，据说也曾沉默很久，却终究没有公开反对。原因并不难懂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，公开抗辩几乎等于自毁前程，甚至性命不保。
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复杂、也最难轻易评价的一段经历。一面是对古书的热爱，一面是对皇权的服从。他选择在夹缝中尽量保存一些能保存的书，同时接受不可违逆的部分。对后人而言，这种取舍颇有遗憾，但置身其中的人，大多难以做到完全“舍身成仁”。
修书工程结束时，他的官阶已经升到从一品礼部尚书，名义上位极人臣，家中子孙繁衍，宅第宽敞。表面看，是一位典型的乾隆朝显宦。然而，他心里的那几处阴影——新疆戍边的记忆、文字狱的焚书场景——并没有真正消失。
就这样，纪晓岚的前半生，在一贬一召之间，把人世冷暖尝得差不多了。
四、一联成名，机锋背后是深不见底的人情
再说回开头那一幕。乾隆七十五岁大寿，是一七八五年，也就是乾隆五十年。那时的纪晓岚，已经是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之一，资历深厚，年过花甲。宴席上，皇帝兴致不错，忽然抛出一个上联：“鼠无大小皆称老。”
这七个字，看似简单，却藏了几层意思。一是“老鼠”的日常称呼，“鼠无大小皆称老”，正是老百姓口头习惯；二是“老”字头与“鼠”字相关的俗语，有几分俏皮；三则有说是影射“无论大小官员，皆称老爷”，多少带点玩笑意味。乾隆提出这个上联，多半是为了考考群臣的才思。
大臣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里都明白，这样的场合，乱对容易出错。若只对个浅白句子，被嫌粗俗；若故意玩冷僻典故，又显油滑。偏偏乾隆看着他们，等着答案，谁也不敢装作没听见。
传说中，就是在这种时候，纪晓岚略一沉吟，抱拳说道：“臣斗胆一对：‘鹦有雌雄都叫哥。’”乾隆听完，先是一愣，随即笑出声来，满殿亦随之大笑。
这一联之妙，至少有三层。其一，“鼠无大小皆称老”对应“鹦有雌雄都叫哥”，上下句结构工整，前句说“称呼同”，后句也说“称呼同”，对仗严谨；其二，“老鼠”“鹦哥”皆是俗称，可与民间语汇紧密相连。老鼠无论大鼠小鼠，喊起来都叫“老鼠”；鹦鹉无论公母，在市井间常被简单叫作“鹦哥”，这种口语上的对应，非常贴近日常生活；其三，上下联都暗含一种轻松的世情味，既没有故作高深，又带点俏皮，非常合乎乾隆宴席上的气氛。
有趣的是，下联中用“哥”字，一般用在雄性，但实际生活里，养鸟人喊一声“鹦哥”，并不真在意到底是雌是雄。正与“鼠无大小”相呼应。这种由生活经验转化为文字的能力，正是纪晓岚的特长。
乾隆对这副对联极为满意，据记载，当场称赞他“才思敏捷”。自此以后，这一对联在宫廷内反复被提及，又经文人抄录，渐渐传到民间。后来提到“千古绝对”，有人提出其他例子，但这副“鼠无大小皆称老，鹦有雌雄都叫哥”，始终位列前茅。
不过，这副对联之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，还不仅仅因为句子巧。读的人越多，越容易从中联想到世态人情。鼠无大小皆称老，有人读出“官无大小皆称老爷”的味道；鹦有雌雄都叫哥，有人想到“人有贵贱，嘴上总得称一声大哥”。虽说原意未必如此，但后人喜欢往其中添一点意思，这也是传统文化流传过程中的常态。
纪晓岚也正是在这种“才子形象”的烘托下，被越来越多的故事裹挟。许多并无确凿史料的段子，被后人添油加醋。有对联比赛，有机智应答，有与乾隆你来我往的趣话。虽然真假难以一一考证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：在当时的朝堂上，他确实以对联、文章见长，是众多文臣中较为出众的一位。
与此同时，他并不总是娱乐人物。在实际政事中，他也参与批阅奏章、处理地方事务。有时微服出行，观察地方官员实际作为，回京后据实上奏。这些工作不如对联那样鲜亮，却构成了他日常官场生活的主体。
五、笔在案前，人却被时代死死拴住
晚年的纪晓岚，官至礼部尚书，又兼管文渊阁事务，实权不小，地位尊崇。可他的内心，并不全是快意。在《四库全书》告一段落之后，他仍然整理文稿，校定旧文，写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成书于乾隆、嘉庆年间，其中不少篇幅借鬼狐故事来映照人情世事。有鬼有怪，有奇闻异事，也有关于科场、仕途的影射。有时候，一个短短 故事，结尾几句点评，已足够锋利。读者如果细心，会发现他对某些时弊并非毫无意见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说出来。
鲁迅在二十世纪评价纪晓岚，提到“竟敢借文章攻击当时不合礼法和荒谬习俗”，确有一定道理。当然，这种批评多隐于字里行间，不至于直接碰撞皇权底线。纪晓岚在夹缝中写作，既不完全噤声，又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，这种拿捏，既是技巧，也带着一点时代的苍凉。
他也并非时时处处强硬。对很多与个人前程有关的选择，他还是顺应了制度的安排。比如参与文字审查，按照官方标准评定书籍价值；比如对焚书风潮不公开指责。这样的矛盾姿态，本身就说明，他和同代许多士大夫一样，一方面盼望有所作为，一方面又被现实牢牢约束。
晚年，他偶尔会自我反省。据传，他曾感叹：“生平最恨者，惟毁书耳。”这句话真假难以完全核实，但其背后那种复杂心情，大致符合他的境遇。书是他一生的伴侣，却又在某些时刻被他亲手划入禁毁之列，这种内心撕扯不难想象。
嘉庆元年（一七九六年），乾隆禅位给嘉庆，改称太上皇，但实权仍在手中。纪晓岚此时已经七十余岁，仍在京师服务。直到嘉庆年间，他的身体渐渐衰弱，工作也由后辈接续。到了八十二岁这一年（一八〇五年），他在北京病逝。
临终前，他自撰挽联：“浮沉宦海如鸿鸟，生死书丛似蠹鱼。”这十六字，说得并不华丽，却颇见真味。宦海浮沉，如鸿雁在浪头上飘摇，其实身不由己；生死之间，终究困在书堆里，像蠹鱼一样啃食纸张，却不一定改变什么。
这副挽联，和他年轻时对出的那些机巧对联相比，多了许多沉郁之气。前者是才思的锋利，后者是对命运的冷静审视。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，回看自己几十年的奔波，能写出这样的字句，不难看出，他对功名利禄，并没有完全看得那么重了。
史书中的纪晓岚，是乾隆朝重要文臣之一，是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，是善对联的才子，是著有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家。这些身份标签，构成了后人认识他的主要路径。而那副“鼠无大小皆称老，鹦有雌雄都叫哥”的对联，则像一把钥匙，把他那种灵动机敏的一面，鲜明地呈现出来。
有趣的是，民间后来将他塑造成“清官”“智臣”的形象，又添加了不少桥段。例如与和珅斗智、为百姓出头等情节，在野史、演义、戏曲中层出不穷。严格从正史看，这些故事多半并不严谨，但能说明一点：普通百姓愿意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，认为这种既懂皇帝心思又不失民间情味的官员，才是难得的。
乾隆一生爱才，却也善用权势约束臣子。纪晓岚与乾隆之间，既有诗文唱和，又有政治角力。成名靠皇帝的赏识，失意同样来自皇帝的怒火。这种纠缠，贯穿他的一生。那副出自乾隆寿宴的上下联，在喜气洋洋的外壳下，隐约也照出一点时代气象——话可以说得巧，理终究要顺着权势的来。
说到这里，“乾隆上联：‘鼠无大小皆称老’，下联表示这是千古绝对”这一题目，算是有了交代。上联出自皇帝，带着天子游戏般的趣味；下联成于臣子配资股市，凝结一个文人的敏捷与积累。二者合在一起，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“绝对”，从清代宫廷走到百姓茶桌，又传到今天的书页上。对联本身不会改变历史，却记录了那段历史中的某些风格与气息，这就足够让人回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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